清明节，是全国人民祭奠逝者的日子，但在这一天，我身边的亲人却差点成为被祭祀的“先人”。她就是我81岁的奶奶，一个有十几年糖尿病史的糖尿病人，因右腿胫腓骨骨折，术后伤口无法愈合，伤口对身体消耗太大，在两个多月的辛苦就医后，最终成为没有知觉的“活死人”。
医院，当医生告知家属，病人治愈希望渺茫，最好的结果就是植物人时，妻子在就诊大厅外呜呜大哭。她不明白，两个多月前还精神矍铄、爱逗乐、爱开玩笑的老太太，怎么就成了现在这样。她紧紧抱着我，泪水湿了我的衣服，她哭得很伤心：“奶奶以后再也不会站在门口等我们回家，走的时候使劲留我们了……”是呀，谁能想到一个身板硬朗、生性乐观好强的老人怎么会因为一条腿的骨折这样只需“一个小手术”（医生语）就能搞定的疾病，现在却连命都快要搭上了？
妻子善良知礼，在老人就医的过程中，一直对医生充满信任，即使当结果与医生的描述和预期很不一样，即使中间存在很多疑问，即使当亲戚告诉她“医生都是小病大治、要强势时”，她们还是选择了“听医生的，因为他们专业”。但当最终的结果来临，她才对之前的“就医”过程表示出失望。她觉得自己就像傻瓜一样，医生让做手术做手术，医生让交钱交钱，等老人救无可救时她才从别的医生，护士，街坊四邻嘴里听说：糖尿病人的伤口不好愈合，骨折可以不做手术保守治疗的……年纪大了身体本来就恢复的慢……
她茫然了，她一直以为医生会为患者着想，会为患者选择一个最优的治疗方案，现在的结果却是花了最多的钱，得到一个最坏的治疗结果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唯有将自己的就医过程尽可能客观地描述出来，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网友的建议和帮助。也希望有过类似“就医”经历的人们，可以体会亲人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无奈和悲伤，以及面对过程和结果时的无助与迷茫。
1、一个“小手术”
骨折之前，老人脑血栓恢复得不错，已经能在家人搀扶下慢慢走路。
春节时老人与孙女合影
大年初二，看着聚在一起孙子孙女几家人，老人心情挺好，下午做完康复活动休息时，因右脚支撑力度小，从床上滑了下来，2月10医院。门诊侯大夫接诊后，经拍片检查确诊为右腿胫腓骨骨折，采取了石膏板临时固定，并说第二天做个小手术。第二天，因为测试血糖高于9，手术暂缓。2月12日早晨，测试血糖为6点多，医生说可以手术了，时间定在9点半，然医院匆忙签了手术确认单。整个过程也就几十秒的时间，妻子家人没有被告知手术的具体，以及可能的风险，她们满怀希望地以为这个“小手术”后，老人就等着康复了，却没想到这个记忆以来老人做的唯一一个手术，最终会成为老人及她们的噩梦。
2、两个伤口好不了，医生建议再来一刀
2月16日左右换药时，妻子发现老人胫骨上方有20厘米左右长的伤口，而且伤口没有闭合，腓骨外侧有钢板露出，接口处有黄色物质。换药医生说，黄色物质为肉芽，钢板外漏不正常。然后做了简单包扎，说待会喊主治医师过来看下。妻子等到晚上，一直没等到主治医师，便找了过去，候医生解释：可能是线缝得太松。2月17日，换药医生同另一位医生，在病房里为老太太的胫骨外侧伤口补缝了一针，为腓骨外侧伤口补缝了两针。
在后续换了几次药后发现，伤口一直没有愈合，并且伤口周围开始发黑。医生说像干性坏疽。但医生并没有采取措施，一直对伤口使用碘酒伏消毒后包扎起来完事，后来在家人的要求下使用过胰岛素和庆大霉素分别湿敷了一次，但情况依然未见好转，坏死的面积越来越大。
主治医生解释是因为病人的腿时常不自主抽动，导致肌腱跳出，影响伤口愈合，建议切断肌腱。妻子及家人经过慎重考虑后，同意医生意见。后来医生并没有进行肌腱手术，医院的一位专家，专家建议做皮瓣移植。医院专家经过沟通后，了解到皮瓣移植是在左腿上对称取皮瓣，移植到右腿上，专家说手术难度比较大，也不一定成活，最终放弃皮瓣移植。
皮瓣移植做不了，腿也不能任其坏死下去，妻子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科室主任------这次手术的主刀医生张主任，主任为老人做了清创手术，答应再想想别的办法。
3月5日，张主任介绍，医院有位研究创面的专家，约好3月8日带病人去看看。因为考虑到老人不便，经沟通，医生便拍了老人的伤口部位图片。医院的专家看后建议，保守治疗的话，医院换4-5次药，如情况稳定，可回家换药，医院检查观察即可。
3、要腿还是要命？
专家意见给了妻子及家人很大的希望。医院换了几次药之后，张主任找家人谈话，说情况越来越严重了-------固定钢板的钢钉已经松动，顺着钢钉的孔，会发生骨髓感染，医院治疗或者截肢。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
对于满怀期待的妻子及家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：不但没有盼来老人身体康复，却要81岁的老人面临截肢的伤痛！而在最开始，他们仅仅被告知只是一个“小手术”，医院，花费了数万元，现在却要面临这样的结果？
要腿还是要命？思虑再三，妻子家人最终决定转院济南，接受截肢。
医院后，经过各项检查，医生认为老人营养不良、蛋白质低、电解质紊乱，缺钾、缺钠，有间歇性肺炎，不适合截肢手术，建议转入ICU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治疗，等身体调养过来再行截肢手术。
4、要生还是要死？
3月31医院呼吸科住院，当晚老人哮喘加重。第二天，呼吸科主任给换了抗生素（比之前的副作用大），结果老人恶心呕吐，哮喘并未见好转。4月1日夜间，病人哮喘进一步加重，4月2日早饭时发生窒息，经紧急抢救，心跳血压回复正常，转入ICU继续治疗，重度昏迷，使用呼吸机维持呼吸。
住院期间的老人
按照ICU主治医生介绍，老人心脏、血压、体温正常，自主呼吸微弱，无自主意识，对刺激无反应，恢复过来的希望非常渺茫，救治的价值非常小，即使终有一日醒过来，也肯定到不了之前醒时的状态。妻子家人可以做的同样是两个选择：或者选择希望渺茫，最大希望为植物人结果的治疗，或者拉回家准备后事。候医生介绍，按老人当时的状况，如果拔掉呼吸机，最多可以自主呼吸20分钟。
而这，其实就是生与死的时间距离。如何选择？
妻子及家人实在不愿信基督的老人再遭受太多痛苦，综合其他病人的状况和农村现状，他们决定如果第二天早上还不能恢复自主呼吸就接老人回家。为了拖延那20分钟，在回村的车上，他们安装了呼吸器。4月4日一清早，妻子的父亲和弟妹们把老人接回，轮流为老人按压呼吸器，最终回到了50里路程的家里。
5、最后的20分钟，与24小时
回家后，是最难熬、最揪心的时间，妻子的亲人们近距离看着老人，然后为她一下一下地送着呼吸，她们生怕自己一停下来，老人就将离去。摸着老人依然温热的身体，和不时眨巴的眼睛，她们不愿意放弃也不愿相信自己的亲人就要这样离去。那个过程，用妻子的话说，就是眼睁睁看着老人去世的过程，心真得很痛。中间，她们哭了很多次，在亲戚的劝说下，她们不情愿的摘下了老人面部的呼吸器，她们觉得该去的，终究要去，她们留不住，也不能再留了。那时，我正好在门外。忽然间听到几声爆发的嚎啕，心想大事不好，赶紧冲进了屋，正看见了妻子姐妹痛彻心扉地哭喊。
眼睁睁地看着老人去世的过程，不知有多少人经历或体会过，反正，那时的我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，我实在不愿意在屋里多待一会儿，但又不得不在这最后的时候守着老人。我知道妻子他们内心痛苦有多大。
但更为痛心的是，停止了呼吸机后，老人一直在自主呼吸，虽然肺部有响亮地丝丝地声音，但她一直在呼吸着，一钟，两分钟……几十分钟过去了……
或许老人有着强大的求生欲望，她虽然没有知觉，但她应该有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生命感知，能感受到很多亲人从外地迅速赶回到她身边，她希望自己继续活着。时间一分分过去。在她肺部咳出的痰被一遍遍地及时清理完后，她安静了许多。就那样平躺、侧躺着。直接穿过深夜，到达第二天的上午。
曾经穿越悲痛、回复平静、坚定等待最后一刻来临的妻子和她的家人们，这时有些动摇了。而我也在悲痛之外，生出些许愤怒：当时医生的说法究竟是因为工作水平还是为了让老人早点出院？对于老人和亲人们来说，20分钟和24小时的差距实在太大了！
从医院回来24小时了，老人不吃不喝的躺在床上没有停止呼吸，灵床和寿衣已经备好，亲人们一张张脸伤心的通红。妻子她们不能理解医生最后说的话，当晚从外地赶回来的亲人们也都愤怒了：我们不能看着老人在家活活饿死吧！大家一致同意将老人重新送回IUC。
整整一层的行政办公室，挂着好几个副院长室的牌子，却不见正院长的办公室，院长接待室空无一人，好容易找到主管医患纠纷的院长助理的办公室，多次敲门无人应声，医院一楼的院子内失声大哭，她怨恨自己不懂医术，无法救治亲人；面对庞大的医疗体系，她申诉无门。回想起自己对医生的信任和听从，她觉得自己就是等待被宰割的羔羊，无知，也无从反抗。
终于找到主管医患关系的院长助理，他坚持医生没有责任，如果还有异议，可以做医疗事故鉴定，实在不行还可以到法院起诉……
一切到此，暂告一段落：老人继续在病房里等待希望渺茫的康复，医院继续在众多求医者中看惯生死，而妻子和她的家长，则正经历一场亲人生死劫，并准备不知如何开始、如何进行、又将如何结束的医疗事故申诉之路。
现在，她们正等着医疗鉴定，打算寻求律师、医生等专业人士的帮助和指导。他们即将失去亲人，但不知道会不会赢得鉴定的胜利------而这，不仅是对至亲老人的告慰，也是对自己曾经遵纪守法、信任医生的奖赏。
欢迎有相关经验的医生、律师或病友留言指导！不胜感激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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